克制狭隘的民族国家利益

由于资本历史作用的双重性，在仍然需要资本发挥历史作用的时代，人们只能在以资本为主导的前提下追求有限度的科学发展。今天所讲的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仍然是以资本为主导意义下的科学发展。这意味着在今天追求科学发展，一方面，任何社会单元都必须以积极的姿态融人资本主导的国际体系，利用资本瓦解落后的前现代生产与生活方式，让人类共同享受资本带来的积极文明成果，而不是从全球化时代倒退到前资本时代的小国寡民生存方式。人类已经历的多次 “试错”已证明，要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匆忙步人后资本时代，只能重复前资本时代的故事，“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另一方面，为了遏制资本的消极作用，我们必须避免陷入对资本和市场的迷思，而要从经济上、政治上、法律上、道德上、文化上约束资本的原始性、破坏性，约束市场的自发性、盲目性和负外部性，在资本条件下“既要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又要发挥政府和社会监管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同时还要让包括环保、女权和劳工运动等各种新社会运动充分发挥制约资本霸权和市场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世界各国政府必须加强沟通与协调，“应该对国际货币金融体系进行必要的改革，建立公正、公平、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新秩序，努力营造有利于全球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 ，并在应对资本带来的如气候变化、南北差距等全球性问题上，克制狭隘的民族国家利益，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共同承担相应的责任与义务，着力解决资本全球化与全球无政府主义状态之间的矛盾，以及资本生产的无限扩大与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而不是以邻为壑，将发展代价转嫁给别的国家。就中国意义上的科学发展观来说，它所面对的社会历史背景远比资本主导的现代化二律悖反的境况复杂。例如在现实发展进程中，由于沉重的传统包袱和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巨大发展差距，在大部分地区和族群当中，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观念上的前现代因素仍然是阻碍发展的主要障碍；但与此同时，资本现代性问题和资本全球化所造成的全球性问题，却同样困扰着我们；此外，也有少数社会群体罔顾中国在某些实践层面的落后与停滞，却在概念层面奢侈地进行后现代主义的超前消费。也就是说，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三类不同性质的问题正在共时性地缠绕着我们的社会实践活动。但是，当我们义无返顾地将市场经济锁定为我们通向现代化的现实路径，并选择融人资本主导的国际体系时，我们将只能在逻辑顺序而非时间顺序的意义上来思考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诸多矛盾。换句话说，我们除了要对现代社会给中国人生存方式带来的改变保持一种“瞻前顾后”式的清醒之外，更须拒绝任何对资本主导下的现代性基本原则作出脱离实际历史运动的抽象否定或抽象肯定。这是我们从马克思实践哲学来理解资本条件下的科学发展时，所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因为，自从中国在近代被动地卷入资本主导的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以来，我们发展的成就也好、问题也罢，其秘密和出路都隐藏于资本的逻辑当中。与那些过度发展的国家所不同的只是，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要在高度压缩的时间内承受资本给人类文明带来的一切积极成果和消极因素。因此，它给社会关系和人们思想观念、心理感受所造成的剧烈冲击前所未有，问题的复杂程度亦前所未有。